原恶

原先更多以普通投资者来看公司的起起落落，更像一个局外人。企业的兴衰荣辱很大程度上被标准化的财务报表信息所取代，好处是信息阅读效率大大提升，坏处是 在编制的过程中，如同三体书中提到的“降维”概念，大量的信息被丢失。但问题在于企业与我们一起，存在于一个三维世界，而并非“降维”后的纸面。故在还原 后，不完全的信息几乎必然会导致失真，乃至方向的背离。

我这四年间一天也没有停止对市场的思考，却换了身份。很偶然地成了一名股权基金的 投资人，并参与到不少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决策过程与后期培育。尤其是后面的一段经历，和那些“生意人”真正地坐在了同一条战壕中。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我在 《为什么有人会捂股不放？》所描述的极端“异象”，总将自身的企业价值与能力无限高估，同时对他人的支持缺乏内心真诚的感谢。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后慢慢意 识到这些带有严重偏执性格的人，更容易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取得巨大的成功，譬如乔布斯、马云和周鸿祎。一项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下属澳大利亚人商学院 发起，针对605名受访者的调查中，显示偏执狂（psychopath）较之于正常人更易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原因在于前者在不利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坚持，并 更倾向于做出冒风险的决定。当然结论并不意味者偏执狂总体会比正常人更加优秀，事实上这一群体破产的概率也要高得多。只是在激烈竞争的商业社会，平庸也意 味着失败，而最终剩下的都是那些敢于做出不平庸决定的人。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周鸿祎为什么四面树敌，马云为什么会在多次创业失败后仍然坚守梦想。最后，不无挖苦地说一句：为什么陈一舟是一个好的投资人，但人人却不是一个好企业。允许我把这种性格特质命名为“原恶”。

汝 之蜜糖，吾之毒药。“原恶”成就了无数成功的传奇，将企业带上了资本市场，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但另一方面，当企业家不受到市场制度的有效制约，他 们的双手就会伸向投资者应属的那一份，也就是俗称的“管理层侵占”。成熟的资本市场设计了股权激励制度将企业家利益进一步绑定，建立了有效的集体诉讼制度 对害群之马加以震慑，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但制度的建立较之于时时变化的人性，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做到真正的有效监督，“原恶”需要一个对手。

不要指望趋势投资者担任这一角色，他们的持股时间太短。但国内大众眼中的价值投资者又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或者换一个词，干预。而这些人奉为圭臬的案例经典，往往是巴菲特对内布拉斯加家具城（B夫人）的投资。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巴 菲特对旗下私有企业的日常运营虽然没有限制，但对其每年资本开支和分红政策具有绝对话语权。喜诗糖果（See’s Candy）的管理层就曾私下抱怨过巴菲特的资本开支控制过于严格，以致品牌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可以类比平安与葛文耀的纠纷。而当企业出现了严重问题时， 老人家也会亲自披挂上阵，甚至毫不犹豫地开除管理层，譬如Solomon Brother。至于巴老为什么在公众媒体上展现出一副与世无争的形象，一方面来自于早年维权时遭遇的人身风险经历，另一方面是他的个人公关策略。

美 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人走得比老人家更远，像我们所熟识的就有Pershing Square Capital的Bill Ackman，他的冤家CarlIcahn，Third Point的David Loeb。即便是在香港，也有人称股市长毛的David Webb。正是他们，以及80年代已经远去的Prelman、Lord Goldsmith等人，推动了美国公司管制水平的提升，加强经济发展的效率。

眼 界放到中国。本来我国就还在经历一个由农业文明向工业城邦文明转换的过程，弱信任就是这一期间的标志。投射到资本市场上，就是小团队的共谋取代了市场的公 平与公开。放到国有企业，有时是部门地方利益占据主导，如茅台五粮液，有时是管理层内部人控制掏空，譬如昆仑能源；放到私营企业，稍微单纯一些，则是大股 东侵占；到极致的，是香港一群被冠以“老千”之名的上市公司。因为是小团体而非个人，“原恶”的携带者往往会显得更加理直气壮。

不能指望 这些公司自己变好。首先自然是用脚投票，用估值去惩罚坏公司，鼓励好公司。什么都不做的人，已经不在讨论范畴。但这种消极的做法并不能阻止好公司变坏，而 当“原恶”不受限制蔓延的时候，市场的整体估值也会下来，最终没有人会幸免。有实证研究显示，近三年A股上市公司的费用增长速度超过未上市企业。又如茅台 在上市之初是好公司，专注本业。但当其开始发展茅台啤酒的时候，投资者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直至当其在上市公司外部孵化“习酒”，进军房地产时，投资者已 经蒙受了金钱上的损失（茅台的问题远不止此，只提其中一个）。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而不是走开。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responsibility. 对企业家适用，对价值投资者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