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抑制金融创新吗？

自次贷危机肇始，社会大众对金融创新的态度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转变。原先对于该问题保持沉默的大多数，突然显现出对创新业务极大的厌恶，并认为金融创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华尔街参与者的贪婪，而非经济生活真实的需要。
回顾历史，事实似乎并非如此。19世纪到20世纪初，铁路在美国迅速的发展，大量资本被投入到铁轨的铺设工程之中，带动原材料价格的飞涨。1907年铁的最低价比1901到1905年间的最低价上涨了39.2%，铜价上涨了一倍，铅价上涨了92%。但正如现在的新兴市场在享受高成长之时，不得不忍受极高的波动性，期间的美国也经常发生金融危机---1819, 1836, 1857, 1873, 1893, 1907---每隔10多年发作一次，而大量投资于固定资产的铁路公司往往成为最惨烈的受害者。
市场波动较大的行业，其参与者应保持较低的杠杆水平，以防因波动造成流通性的困境，但当时的华尔街仍处于初级阶段，铁路公司很难通过发行普通股来筹集足够的资金，因而大多采用发行债券来为其项目提供融资，反而加大了铁路公司的杠杆水平，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铁路公司破产。但1836年，优先股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局面。一方面，优先股在清算时其等级高于普通股，风险较小，且有事先确定的固定股息，吸引了大批原先不敢投资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另一方面，优先股没有还本的时限，且在清算时等级低于普通债券，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的债券融资的同时，也减轻了企业对经济周期的抵抗能力。很快，这一概念被广泛地使用，直至今日，我们仍能在巴菲特入股Goldman & Sachs.的交易中看到其的身影。
优先股这一金融创新，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源自于经济的自身需要。
那么金融创新是否有好坏之分呢？股神巴菲特始终将金融创新的产物---衍生品比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投资天才Soros自称搞不懂大部分衍生金融品的运作机制，以上两则经常被金融创新的反对者加以引用。但实际上，引述者都没有充分阐释两位投资大师的话语背景。
07年的Berkshire Hathaway Inc.的年报上，我们看到巴菲特在衍生金融品上的投资超过4.5Billion USD，怎么也谈不上少。但不同之处在于，巴菲特理解这些衍生金融品的内在价值，并且在其庞大的资产规模下，其所占比重很小，而Soros97年发动对东南亚的金融攻击也使用了大量的Swap，取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可见，衍生金融品虽然威力惊人，但使用得当的情况下,其效率远胜于其他产品。套用一句红宝书上面的话---决定战争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没有农产品期货的时代，农民决定下一年种什么基本上是看上一年的供求状况，比如棉花卖的好，就多种一些棉花。一旦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便造成价格年复一年的巨大波动。有了农产品期货，很多农民得以通过观察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动来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计划，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也减小了现货市场的波动。但同样的农产品期货，如果用于投机却不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便可能成为制造大幅亏损的利器。较之于传统投资工具，更加高效与定制化的衍生金融品更是如此。
当然，有人提出来，应该抑制的是过度创新，但事实并非如此。通过金融创新产生的ARM(Adjustable Rate Mortgage)，贴近了部分短期财政有困难的购房者的需求；MBS等信贷证券化产品，有效地分散了基层信贷机构的风险，并提高了放贷的效率；CDS加大了市场对于企业信用状况的动态了解，防止单一企业的破产对市场造成更大的心理冲击。每一处金融创新，都在尝试补上整个金融系统中原本缺失的环节，根本谈不上过分。
应该被责怪的是政府的监管落后与缺位，正是如此才显得创新的步伐走得有点快。美国的众参两院议员中，具备现代金融知识的议员不足14%，相比之下拥有法律学位的竟超过50%以上。很难相信如此构成的立法机构能够赶上日新月异的华尔街的变革步伐，因而出现监管的缺失就丝毫不奇怪了。除此之外，部分华尔街上参与者出于一己私利，经游说阻挠相关立法也起到不好的作用。譬如对两房的监管，就始终遭到获得其资助的议员们的阻挠，而其中就包括现在的民主党候选人---Barrack Obama。
当CDS等衍生物蓬勃发展之时，SEC就应当主动寻求建立类似于其他交易品种的结算中心，降低原本OTC交易模式的对手风险。当你不知道你的交易对手是否有履行合约的能力，你自然会陷入一种恐慌。尽管学界一直有呼声，但SEC直到Lehman Bros破产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之后，才被动地设立了几次公开的交易会。另一方面，政府的懈怠导致新兴的衍生金融品市场的信息披露质量大大弱于传统品种。当信息匮乏之时，市场的参与者就如同远古时代在出征前祈祷神明的部落首领，会陷入由情绪主导的过分悲观与乐观，做出不理性的选择。而正是在那几次交易会上，人们惊喜地发现信息充分披露后所衡量出的损失，远不及原先预想的大。
把金融创新当作替罪羊，就好比是中世纪的教会将黑死病的蔓延归咎于女巫的施法，仅仅能够满足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群的心理诉求，却不能够解决问题。抑制金融创新，更会让我们的经济在萧条的阴影中徘徊更长的时间，使得全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