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身为一个投资者，个人的视野其实极其有限。即便勤奋如巴菲特整天看年报，辛劳如彼得林奇时刻手握电话，获取的信息也不过是一鳞半爪。况且有时候，即 便是知道了，也无法吃透信息的内在意义。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就曾经提到，未来的战争不再比拼的是信息的获取，而更强调信息的收集与分析。读了，还不如不 读。

再者，成长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自的信息获取渠道与偏好。巴老就曾经说过，他个人较少投资外国股票并非因外国公司的业绩不如美国，而 是因外国股票的信息渠道较少，且获取成本较高。勤奋如巴老者，虽说大有人在，但也算罕见了。他老人家也只能做到对美国的覆盖，更奢谈我等。不完全的覆盖与 个人本身的偏好，就会产生selective bias，因而扭曲自身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错的判断，还不如买些ETF基金，至少能减少一些投资的机会成本。

扩大我们的视野且仍能全面了解，确是一个难题，但也非没有解决的方法，一般有三种：

1. 通过机构分工，形成合力。加入一家专业投行，每个人专职一小块业务。但事实上，如果对这些机构多多少少有了解，就知道人浮于事的危害性有多么的大。即便个 人对某行业的研究态度十分认真，也不敢保证其合作的上下游行业分管人员的态度。双方有时碰巧能在正确的方向取得一致，更多是在羊群效应下，对信息分析不够 认真的一方会倒向市场普遍认知的方向。而管理层在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其无助跟独自分析没有什么区别。往往是越大的机构，其越无法保证人员的整体素 质，因而容易犯越大的错。比如，Lehman Bros的一位数量分析员在2005年即已首先发现了Sub-prime的定价问题，尽管其交易团队支持了该论断，却未在全公司的战略角度上得以贯彻。继 而Lehman Bros尽管在做空Sub-prime ABX上获得了部分收益，却最终受困于商业地产上的大笔不良贷款而倒闭。

2.缩小投资的范围，减小对无法控制风险的暴露程度。诸如水务、公共设施与能源等专项的对冲基金在近些年有显著的增加，靠的就是这一策略。然而缩小的范围同时也意味着增大了的系统性风险，对基金的投资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者说将配置的难题转移到了投资者的一方。

3. 使用信息过滤工具。信息过滤工具既是我们自己桌上的RSS信息源评级系统，也可能是财经媒体。需要说明的是前者往往被大众认知为信息的源头，但事实上媒体 受其自身利益所限，在同一事件的报道上往往存在材料选取与观察视角的偏差。比如：财经杂志多报道重大独家新闻，因其材料性质，报道风格偏慎重，虽提高了可 靠性，却严重减低了时效性。与之对照，经观的职业操守虽与财经不相上下，却更注重微观的变化与时效性，因而其新闻尽管可靠性稍有不足，却能跟上资本市场发 展的速度。至于视角上的区别，观察各部委的下属报纸便可看出。事实上，投资者为这一点的疏忽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互联网未出现时，投资者面临的瓶颈是获取 信息的成本，而出现之后的烦恼是如何选取信息。理论上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将提升市场效率，减小投资者业绩之间的差异，但此轮经济危机已经打破了这一假设。问 题在于原先的投资者在信息不足的前提下，往往会对媒体信息做深层次的解读，有力地降低了媒体的Selective Bias干扰；如今的投资者却在大量的媒体冲击下，大多贪全而忽视了读后的思考。一方面，未及时消化的信息不能在大脑中形成完备的分类，在日后具体事项的 判断中无法调阅，成了没有任何用处的资源。另一方面，大量信息使得投资者必须有所取舍，而未经训练的投资者大多会倾向于与自身观念一致的媒体，与媒体本身 的偏差相叠加，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依各媒体的特性加以选取与比照，也应加大读后的思考，才能真正将信息转化为成功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