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廉-退尔肇始,瑞士人的良好组织性、实用主义精神与高度的民主都令人钦佩,也许能追述到中世纪时期在神圣罗马帝国统辖下的雇佣兵传统。但如同其它美好的远古神话,其建立在反历史潮流的基础之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的绝对民主。从遗传学来讲,一个群体在演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分化,而分化将导致阶级的出现,而后者将摧毁绝对民主。瑞士人赖以对抗的无非是对自身国民的人力资本高度投资与严格的海外移民入籍制度,继而保持相对较高的人员素质,为发展以金融和高端制造业为主的智力密集型产业提供基础。
时间能改变一切。金融业与高端制造业在此次危机中的高波动性展露无疑,而高度外向的产业布局直接将其卷入了漩涡的中心,瑞士的GDP从2008年3季度始出现了跳水的走势。
尽管是永久中立国,但瑞士其实有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但前期其在关塔那摩释囚问题上的表态,彻底把潜在的一个盟友推到了对立的方向。相比之下,更讲求实用主义的英国人,显然更加明智。这一点,从G20峰会上,对City的海外居民避税政策的视而不见,可以明显感受到。
另一方面,居住权对东欧各国居民的放开,虽然有助于瑞士降低国内的低端劳动力成本,却在长期埋下潜在动荡的种子。这一代的移民,虽然安于瑞士身份的缺失,但他们的下一代会怎样?生于斯,长于斯,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如同罗马晚期雇佣兵身份一般的尴尬,是终究不会持久的。
也许高端制造业能给这个国家挽回一些颜面,但失去了占其GDP比重70%以上的金融业,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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