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黄光裕

黄光裕又发声了，不寻常的是这一次在监狱。看守所，原则上是一笔一纸不能出，甚至连囚犯所看的书籍也会盖上印鉴，不予带出。骂娘是权利，但让人听见就是造化了。

Foreign Policy杂志把他评选为全球十大最有影响力的囚犯，和他一起并列的有Yukos总裁Mikhail Khodorkovsky，以及一班敏感词，在道德层面上，实在是高看了这位前首富。但况不论上下游，国美的兴衰关乎全国上下40多万人的生计，又实在小 看不得。

王兰在财新最新的专栏中说：

至于国美是民族企业、黄光裕是创业英雄之类更是没谱的臆想。国美电器在百慕大注册，是100%外资企业。

这话看得我冒冷汗，同样的说辞在汇源果汁事件中也出现了一次。若是依此回推，黄在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竟能穿透厚实的高墙，也就不奇怪了。又是这一招，也许黄更应该感谢那些在中海油并购Unocal中投了反对票的国会议员。是他们教会了大洋这边，产业安全的“定义”。

虽 然个人厌恶黄所采用的手段，但并不代表我站在国美现有董事会的立场之上。运营上凭良心讲，像国美这般的类金融企业，倚靠陈晓只有算盘，没有远景的舵手，是 无法与苏宁抗衡的。另一方面，黄上次逼宫所暴露出的Bain Capital与国美的合约，显示出陈根本不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把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更沉溺于如何给自己的位子上个再保险。

不 过，我想故事的结局应该还是董事会获胜。毕竟董事会还拥有自主增发不超过20%股本的授权。一旦行使，若是依最近爆出的消息，Bain Capital吃下10%，加上先前的可转债，坐上第一大股东根本不是问题。只是不知道以什么样的价格，若是依现价，或是有部分折让，被排除在外的现有股 东又会作何感想？打着维护中小股东招牌的PE公司，最后维护的又是谁的利益呢？

香港的董事会权力一直过大，是顽疾，尤其在筹资方面。当年黄借壳京华自动化，其实也是一套路数。回头想想，还真是一个轮回。

有说当年黄托命王俊洲、魏秋立的原因是对家里人的能力不信任。一年前看黄秀虹的媒体表现，恐怕非假。现在的黄秀虹也非当年的家庭妇女，只是一年的时间，已经足够天翻地覆。如果张志铭与黄燕虹还在，会是怎样呢？

我不知道。

城区合并

我个人在宣武和西城都住过不短的日子，虽谈不上纯粹的土生土长，也算是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两区合并，如我意料，引起了不少儿时好友的强烈反弹，就像前些年在香港碰到的天星码头保卫战。

但冷静下来，城区合并还是一步好棋。

首 先，核心城区目前“南贫北富“的现状已不可忽视。以城四区的财政收入为例，2009年，崇文达20.6亿元，宣武区为46.7亿元，而同期的东城区财收达 71亿元，西城区更是达到152.17亿元。考虑到四城区面积不一，计算单位面积下的收入，崇文为1.252亿平方公里，宣武为2.453亿平方公里，东 城为2.83亿平方公里，而最富的西城为4.81亿平方公里。另一方面，我市基础设施投入，由市与区两级配套执行。而南城两区多年来属吃饭财政，入不敷 出，导致投入始终滞后于北城，两地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在不断拉大。

两区合并，将有利于弥补城南两区在基础设施上投入的不足，促进南城发展。

其 二，南城近些年来的发展迟缓，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与领导班子的定位不清相关。西城近些年来主打政经核心区的建设，其金融街的核心规划更是得到了国际上 的认同。东城主抓二环总部基地，也取得了不少成效。反观城南两区，宣武曾提出国际传媒大道的规划，却没有魄力下大力气整治周边环境，十分可惜。至于崇文， 似乎亮点一直不多。

表面上是策略问题，但根子上在领导团队的思维不够开阔。两区合并，有助于引入北城两区成功的城市运营经验，促进南城跨越式发展。

再三，城区面积有限，进一步整合，既有助于金融街、总部基地等区域经济的外延。也减少了低效率的官员设置。

当然在整合过程中，如何尽可能保护原有文化遗产，是摆在诸多规划官员面前不小的课题。

事来了，人没了

谈世事弄人，大家可能觉得不深刻，下面仅举两例。

罗瑞卿大将动乱后刚恢复工作，主持军委事务，出于行动方便的考虑，便去西德治腿伤。手术十分顺利，但院方却忽视了老年人术后易出现血栓，没有打抗凝剂预防。结果老将来不及大展拳脚，就去了。

胡曜邦前总书记87年背后被自己着力培养的对象背后捅了一刀子，被迫下野。两年后，政治局经过讨论，已经打算让他再度复出，主持纪委工作，连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和名次排序都进行了调整。结果会开到一半，突然大面积心肌梗塞，送到协和抢救了七天，还是没有挽回。

罗大将去世，让老邓80年代削山头的进度大受影响。而大胡总的意外去世，则是给华夏带来了不可抹煞的损失。

代持

中国是个转型期的国家，很多事情都不能用表面的逻辑来推测，比如代持。

代持的原因多种多样，甚至匪夷所思。比如近期上会并被否的立晨物流，当监管方寻求代持的解释，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大股东心生厌倦，不愿持有。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大部分的代持可以找到合理的缘由，大致可分为两类。

其 一，自然是规避监管领域对股权上的限制。尽管改革开放已过30年，我国仍有大量领域不对外资，或是民间资本完全开放。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高盛与高华证券 的合资。高盛通过其下高盛亚洲提供带有选择权的国际商业贷款9775万美元给方风雷、章星与查向阳等六人，设立3家投资公司。再由此六人与联想控股利用已 破产的海南证券资格，设立高华证券，并由后者与高盛亚洲合股设立高盛高华署理高盛内地业务。绕这么大一个圈子的原因，就是外资在中国证券公司的持股不能超 过33%的上限。对于方为首的六人，高盛可在监管环境变化后，行使贷款中的选择权，收购其所持股权；而联想控股，则是高盛在中国的长期盟友。显然这个结 构，还是十分合理的。

再则，我国监管当局为防止大股东掏空，一般对单个机构入股金融机构的上限有所规定。这一规定有效地提高了管理层的积极 性，但对一些进取型的股东也产生了影响。为了在自己所经营的企业中，获取更多股权增值的利益，代持就出现了。目前宝盈基金的第一大股东为中铁信托，前身是 位于成都的衡平信托，持股49%，而第二大股东成都工业投资持股26%。表面上两者无关联，但实际上衡平信托的前实际控制人迪康系，在成都有深厚人脉，而 成工投的股权实际上归属于迪康。当然，随着衡平信托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成工投的代持目前越来越像是实际持有。

其三，我国目前公司法对股权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上限为200人。如公司既想大陆上市，又要实施广泛的职工股权激励，就必须设立职工持股会代持，比如平安保险。

其二，便是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干股。当年盛宣怀经办洋务，即借此富甲一方。细节不多谈。证监会发审条例中对信托公司持股的坚决清退原则，便是缘于此。当然中国人民的想象力丰富，高招层出不穷。

代 持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持有人的分离，不容易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没有私下的合约约束，或是共同利益榜定，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纠纷。最著名的，莫过于华懋与中 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关于民生银行股权爆发的争执。华懋碍于政府对外资投资银行的股权限制，将其权益暂放在陈健名下的中乡投。华懋的借款合约约 束力不够，当民生的股权价值直线上升后，中乡投便不再承认自己为华懋的股权代持人，而仅承认相关的债权义务。

尽管中国已经进步许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然是个人治社会。有些关系合乎情理，却不符合法理，代持就是个例子。

闲谈Bloomberg二三事

3年前在香港参加一次行业会议，其中的一个panel的主持人是Bernie Lo。当时的他尚未转进CNBC，还在Bloomberg HK独挑大梁。行至中程，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忆尤新的话---”我曾经问我的老板，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老板告诉我，这是Bloomberg，你只需服务 于百万富翁。”实在是霸气十足，如果不是看过Bloomberg By Bloomberg，知道Bloomberg市长年轻时的痞子经历，的确不敢相信。

Bloomberg TV的广告现在仍是少得可怜，除了些Forex公司，基本是空档。没有Mad Money，没有Suze Orman Show，而由Chuck Rose独撑的结果，恐怕就是这样。好在如上所说，市长进军电视领域的目的，不是争夺尼尔森公司的收视报告中一两个点的差异，而是为其终端客户提供一个更 加鲜活的信息平台。所以亏，就亏了吧。这一点可以从CNBC与Bloomberg的页面设置上看出来，前者屏幕上方设置一行主要市场指数滚动条，下方安放 两行行情滚动条，以美国个股为主。但后者只在下放设置滚动条，分为三块，Bloomberg News Headline、主要指数和成分股。对于那些关掉声音的客户，后者所能提供的信息量，无疑大于前者。

CNBC的观众会希望你给他一个答案，就像Mad Money的Cramer所做的。但Bloomberg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全面收集客户所需要的信息，至于答案，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个。

俄罗斯的不可测性

高西庆07年在Atlantic谈中投投资美国的理由，提了一点---美国的政策制订大多是可预期的。具体地讲，又分为民众与精英两个层面。

对 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政治家时常提出的观点总是在潜意识中似曾相识，却以前没有太多的留意，尽管感到新鲜，但也有思维的连续性加以支持。比如前段时间闹腾了 一阵子的Smart Grid，先是结合油价高涨，相关研究人员跳出来在媒体上就电网的资源浪费而发声，继而有企业团体向大众发布Smart Grid的产品成果，最后由Obama在Stimulus Plan中拨出真金白银，历时2年之久。每一步都有暗示，但每一步都没有将政策的最终版本定性。尽管民众最终依然似懂非懂，并大多放弃自主决定的权利，却 有了思考政策的时间与机会。

但更重要的是，身在华府决策圈内的智囊，可毫不费力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即便是初始没有介入的人员，在媒体 第一轮暗示下，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层发声。程序的开放在提高了决策的可预期性的同时，也防止政策为少数人所左右，产生不切实际的偏差。这一点，我国有 些许进步，但与美国相比还很不成熟。领导在每个领域往往有特定几名高信任的参谋并不稀奇，但如果整个流程密不透风，便无法在政策大面积推广之前与更大层面 的智囊互动，比如去年底的地产调控。又如近期炒得十分热烈的三网融合，在内部尚未统一意见的前提下，就强行推广，引发外部智囊的反弹，暴露了决策领域的分 歧。

但说起不可测，冠军还是老毛子。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98年的国债违约，可以说流程如刀劈斧砍，尤其是后者，在发生前政府层面还不断 流出相反的暗示。至于近期的小麦禁止出口，更是奇怪。俄小麦早已进入收获期，跟所谓的大火其实没有太大的干系。目前俄政府说供应国内仍有困难，也就是大规 模减产，自然应早有征兆，却未见俄政府有半点调整的动向。直至大火围城，慌了手脚，却突有动作。事先的征兆，大概只有3天前Glencore在俄负责人的 表态，与在政策发布前CBOT Wheat大量的Commerical Trader长仓，能说明一些问题吧。

也是因为它的不可测，我这一年的行程中没有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