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华

银华与华夏表面很像，但实质却大有不同。
华夏的范勇宏是个伟人，一手缔造了中国最大的基金人才培养基地与共同基金管理公司。归根结底，靠的是管理层的独立性。然而，银华的股东团队中却不乏西南、东北这样的老炒家。
都是在北京的公司，都在成长中用了很多非常手段，但出发目的不同，往往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偏差。
银华堪忧。

下午茶

中国的品茶历史有上千年，东渡日本，成了茶道。西方的茶道，应该算是下午茶了，英伦三岛最富盛名。但若是细究起来，其实起源于葡萄牙。

家 里泡茶，历来是个泡个的，全因口味不同。老爸继承了爷爷的口味，喜欢浙江那边每年送来的明前龙井，必用八角广口玻璃杯，一年三换。母亲偏好浓郁的香气，常 在保温杯内放上一大勺铁观音，即冲即走。我生性懒散，很多生活的细节能省则省，一般就买上一大包红茶茶包了事，放在咖啡壶中，待凉透了一股脑喝下。当然也 不是完全不讲究，听FDA的人说，国内的立顿农药残留较高，为了保命，一般就只买Tiptree的大吉岭茶包。

受友人启发，下午茶原来可以 做的更精细一些。切个柠檬，加些蜂蜜，几碟点心，牛奶就不必了。想想英国人饮茶的加糖加奶，其实和国人喝芝华士加绿茶一个道理。时间上嘛？4点半刚刚好， 虽然按照正规的时间来说稍显晚，但收工之后也需要清静一下。简单试验了几下，感觉尚可。

魔鬼果然是生活在细节中的，看来我以前是太懒了，所 以才找不到魔鬼。

人民币升值

坊间传闻，商务部和人行各自在沿海各省搞了一次对人民币升值的敏感测试，商务部在先，央行在后。商务部的结果比较吓人：“若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 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 而央行的结论，似乎目前仍未公布，外界暂且无从知晓。两部委态度的差异，值得玩味。

在我看来，人民币是否升值，其实并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 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应该思考的，首先是人民币到底被低估了多少？Peterson的Lardy声称被低估了至少30%，却拿不出非常完备的 模型（当然也不能怪Lardy，中国的经济数据历来如同黑匣子一般，有好的模型也没用），但受到了国会上下无数议员的注意。高盛的Jim O'Neil说人民币其实没有怎么低估，目前刚刚好，但对比他老人家2个月前的言论，你会发现明显的不一致。如果使用IMF的权威数据，其实也不过 5-10%左右。各说各话。如果对比先前压力测试的结果，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万一升多了，怎么办？

按照Neo-classic的理论，市场 是对资源最优的配置工具。引申一下，引入市场机制自然有助于人民币合理价值的形成。但事实上，这一点根本站不住脚。股票市场存在泡沫，而外汇市场亦如此。 而因后者的重要性更大，事实上OECD国家政府也通过各种手段，对汇率施加影响。更何况中国目前资本项目仍然处于管制状态，不完全的市场有效性更差。

前 方没有理论的支持，最好的方法其实是我国政府的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夏斌会说”恢复到危机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方面逐步 扩大波幅，一方面设定较为保守的升值目标。当然渐进式升值的预期收益，必然会吸引大量无风险套利资金。近期各大银行的美元贷款贷存比突破188%，就反映 了这一现状。进一步，有些资金会进入地产与金融市场，制造资本项目放松后的资产泡沫，这一点已经被行为金融学所证实。至于例子，可参详Rogoff与 Reinhart所著的《This time is different》。然而也不是没有办法。我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能力历来不可小视，如果定向地对地产领域的外部资本流动进行适当调控，并辅以对国内信 贷能力的控制，资产泡沫是否定然生成，也是个引号，毕竟日本广场协定后的错误货币政策才是被公认为泡沫的主因。

比起2005年的那次改革， 货币制度的改革此轮重新启航明显更低调，显然受到了国内大环境的影响。5年的时间，改革的声音在中国越来越小，而阴谋论的声音越来越大。这种非理性的政治 化倾向，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

最后补一句，升值已经开始了。

媒体不像话

去西海岸的时候，友人对国内媒体记者的素质进行了一番抨击，论述十分在理。毕竟自己写些东西，所以不自然地辩解了几句，但实际上心里对某些媒体人员 的素质，还是有些意见。

南方报业的南都系报刊质量最为堪忧，因其道德旗帜高扬，所以危害更大。

比如[抗战老兵马兆麟：中条山 战役我军死伤惨烈]一文，记者在没有对受访者身份进行核实的前提下，就贸然刊登，而内容严重失实。海外相关人士进行核实后，前后3年拒不刊登更正启事。这 种死不认错的精神，倒是跟南都的好朋友兼撰稿人章诒和在面对周莹事件的态度类似。

如果说前文还有学术之争的考虑，近期南都娱乐周刊关于章子 怡的爆料，就有些反间计的意味了。南都的屁股，到底是坐在那一边的，怎么突然开始假惺惺地关心起章一方？有些事情不能在博文明说，但有心者观察赵章之争各 方的前后表态与利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将第三方扯进无端争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负责任媒体的行为。

刚刚爆出的睢宁良民事件，记者在没有进 行充分走访的前提下，片面推测，并在大标题上使用严重具有误导性的“良民”字眼。而事实上，睢宁的公民信用评级制度是经过上级政府首肯的试点项目，并经历 了2个月的试行期，取得了良好舆论反响后，才正式启用的。南都部分记者的不负责任，在当地造成极坏影响。

时间仓促，不一而举。我们不看环球 时报，并不代表就爱看南都。

政策

市场普遍共识是国内的政策制定透明度不高，有黑箱操作之嫌。但反观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流程，除却大方向在媒体上以政治口号狂轰滥炸，真正的执行条款 细节如何生成，却少有关注。前任美联储主席更是以讲话不清楚闻名。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诸次重大经济变动大多师承美国，就连政策的流程实际 上也有易曲同工之妙。重大改革发布时轰轰烈烈，但对比资本市场，实际早有反映。

政府政策发布是偶发事件，且具有重大影响，常常彻底改变人群 的经济行为。出于稳定市场的考虑，政府应考虑平滑其效应，但基于公平的考量又阻止其向特定人群提前的发布消息。因此只能将信息的制定流程有意无意地神秘 化，增加民众的信息获取成本之余，又不至于完全关闭渠道，使得具有一定水平的理性投资者能提前推测，做出反应，减小对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对非理性的大 众产生冲击，改变其经济行为，起到调控的作用。

国内市场政策分析上的强人不少，但市场主体还是以盲流为主。

展开视野

跟国内的不少共同基金、私募基金与保险资产经理聊天，有一个感觉：

国内近乎于肉搏的基金大战已见成效，目前的我国一线资产管理团队的 研究、选时与定价水平已远超港台地区，恐怕下一个赶超的对象，就是美国了。

但问题还是明显的，国内的投资经理在比对估值水平时，依旧过分强 调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而香港的投资圈在分析上市公司时，总觉得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比大陆的同类企业要好出一截。这种互相不买账的现象，放在其他新兴市场就更 明显了。我以前撰文批评过所谓定价权之争，如今看来问题只是被环境所弱化，而并非消除。

如今是资产全球化配置的时代，如果说以前价值投资是 “I”字，现在的价值投资模式应当是“T”字。光在国内具有估值优势还不够，更要横向对比国际市场的同类企业。比如中铝前些年在国内控制氧化铝上游，拥有 巨大的垄断优势，但这些年中铝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纯铝70%的生产成本是电费，而中铝尽管在国内铝土矿占尽优势，却没有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对铝土资源的垄 断，因而决定国际铝市场竞争的关键点在电力成本。国内投资者在复苏之际，更多关注的是中铝，但事实上拥有巨大低廉水电的Rusal与中东各国新建的冶炼 厂，更具长期优势。

另一方面，受制于人力局限，目前活跃在Global Macro的对冲基金还大多以Top down策略为主，要么就以投资新兴市场的组合基金形式存在，缺乏采用Bottom up策略的单一跨地区基金。当然也不是没有，如果非要举一个的话，高盛应该算一个，所以这方面还是有潜力可挖的。

可惜的是，视野的形成与开 放的心态密不可分，恐怕这一点，会将不少国人拒之门外。

三个期待

2月27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值得期待。

巴菲特写给股东的信

乔布斯 的股东大会

柳红：吴晓波3个月就写出吴敬琏传

2010年1月26-27日在香格里拉召开了 《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我没有参加，随后收到吴敬琏老师夫人托薛小和带给我的会议资料，其中有已耳闻的吴晓波所写《吴 敬琏传》。会前会后都有人打电话来说，这本传和我九年前所写有很多雷同之处。对此，我并没有在意。恰恰相反，去年10月，断断续续地听说吴晓波在写吴敬琏 传，我由衷地高兴。人物传记可以有多种版本，每个版本都可以从新的角度，依据新的史料对传主进行挖掘，为历史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但是当我仔细翻阅这本 《吴敬琏传》后，我震惊了，引发很多联想。

一

传记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的原则当然也是写传记的原则。传记的对象可以是大人物，也可以是 小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大作用，也可以起小作用；可以有正面的历史地位，也可以有负面的历史地位。但是，无论是数百页的传记，还是言简意赅的墓志铭，都要 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经得起推敲。

2002 年1月，在中国首次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中，吴敬琏一本是我所写。从1998 年做吴敬琏的研究助手起，我们就开始了回忆录的口述整理，那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工作。之后，吴敬琏评传的写作任务意外地落在了我的身上。虽然那时的我在学 识上、知识面上、思想上都相当幼稚，但是，毕竟懂得要遵循做传写史的原则。

第一个问题：写一本传记至少要花多少时间？吴晓波是高产、丰收作家。仅最近三年就出版了： 《激荡 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2007、2008年)，《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2009)。在《吴敬琏 传》的缘起部分，他写出来他所用的时间：2009年8-9月间，对吴敬琏做过6次采访，每次3个多小时。2009年10月，梁小民老师曾告诉我，吴晓波对 吴敬琏做了20小时采访，为他写传记。我大概说过，20小时写不了传记的话。然而，事实是，在他采访之后短短3个月时间，传记不仅写出来了，而且出版了。 而从媒体上看到，3个月间，吴晓波并非专事写作，还有其他事务。我以为，写一位有80年人生的经济学家传记，在十分熟悉他的著作思想、生活为人，在与传主 有深交的前提下，专心致志也起码所花时间要以年计。如果我是吴晓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因为这实为羞耻之事。

第二个问题，与传主有关的人大都健在，岂能不做采访？在后记中，吴晓波 感谢了一些与他本人相关的 人，包括几位助理；提及：“在书中我参考了《吴敬琏》和《我和爸爸吴敬琏》两书中的部分内容，感谢柳红和吴晓莲。”除了对吴敬琏做过20多个小时的采访 外，未见提及对任何一位吴敬琏的故旧、家人、同学，经济所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事、博士研究生、课题组成员等等做过采访。想当初，我认真做了采访：首 先是吴敬琏的家人，他的大姐吴敬瑗、大姐夫唐志镛、二姐吴敬瑜，以及他的女儿吴晓莲和吴晓兰；其次是吴敬琏的同学、同事、朋友、与父辈熟识或共过事的人： 周叔莲、赵人伟、荣敬本、薛小和、张春霖、张军扩、石小敏、张钰、黄范章、乌家培、胡敏、张卓元、赵筠秋、贺菊煌、李剑阁、陆学艺、姚介 厚、袁中良等，还有魏加宁、华贻方、金吾伦、张志雄、刘琦岩、范世涛、王则柯、李绍光、李瑞等；第三是吴敬琏夫人周南的同事寇老师、萱老师、卢乐山教授等 等。如果我是吴晓波，至少我要采访柳红，从那里寻求更宽广的探讨。据说梁小民老师给过他这个建议。

第三个问题，如何求证？从2008年 12月到2009年12月，我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专栏《那些人与事》，写的是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参与 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这个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小心求证的重要。人有选择性记忆，有记忆失误，有遗忘。有时为一个情节，几个受访者有几种说法，且每一位都 言之凿凿。怎么判别？由此，我对唐德刚先生所说 “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体会甚深。而在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似乎看不到他求证的心血和痕迹。

第 四，研究传主思想及来源，给予恰当的历史地位。做传主思想研究时，还要对大历史背景，同代人以及前辈的思想做研究。我的体会是，第一手和第 二、三手资料的质感完全不同。为此，我曾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甚至关于吴敬琏外祖父参加保路运动史借用了四川的大学 图书馆资料。这是一个走进的过程，找感觉的过程。曾经，对我笔下有的经济学家有成见，而当我走近他们，却有了全然不同的发现和了解，方知自己的浅薄。写史 者，必须有开放的思维，不以一己之见，近此远彼。

二

1990年代以后，吴敬琏 无疑是中国最有影响、知名度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持续影响力已经20年了，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是中国这 个转型国家的一个独特现象。吴敬琏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需要探讨和解读的，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方向的思考。

2002年我撰写的《吴敬 琏》评传出版后，我有很多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遗憾在不断地加重。第一，对大时代把握不够；第二，对传主在历史 上的确切地位和贡献占有资料不够全面，因此影响了判断和评价；第三，缺少个性深层分析等等。与此同时，也听到了批评意见，比如夸大了吴敬琏在确认商品经济 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的作用等等。另外，我也看到，吴敬琏孜孜以求，为改革事业尽心竭力，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进取。所以，我在2005-2006年，对原书做 了一次修订，将受限制的某些历史和人物作了如实地呈现；补充了一些问题；吸取了听到的意见，增加了历史背景和较细致的脚注。然而当书稿发给三联出版社的编 辑还差一点结尾时，儿子病危，一切搁置。之后是经历丧子之痛。以及个人生活发生变化，我辞去了吴敬琏的研究助手工作。今天，我庆幸我的传记修订版当时放下 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缘于我过去一年多的经历。

为《经济观察报》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人与事》专栏时，我大约采访了60位经济 学家，其中一些是数次采访。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是在写《经 济研究》的转型时，从一位受访者的讲述中受到启发，我提出采访另一位当事人。没想到，几天后他们虽然告诉我可以去约了，但同时也告诉我，人家听说是柳红， 便说看过我写的《吴敬琏》，对其中的一段历史有意见。我赶紧给赵人伟老师打电话询问，报出这位前辈的名字。赵老师一听便知，“他是指1956年向科学进军 的事。”他很感慨：“唉，政治运动啊，造成了多少恩怨！”所谓“向科学进军”风波，是在经济所团支部和党支部之间发生的分歧和斗争。在这场争论中，最终是 团支部“获胜”。党支部负责人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吴敬琏、乌家培、周叔莲、黄范章、张卓元都跟我讲过，我也收集了当年《中国青年》杂志 上的争论文章，原以为，对这段历史没有疑问了，从没有人告诉我团支部中也有青年因为靠近党支部，而被开除团籍，下放外地。对我有意见者，便是当年团支部中 受贬抑的这一位。这令我十分不安。

我同经济所另一位老经济学家谈及此，他非常尖锐地向我指出：“有对立面时，一定要采访对立面。不能只听 一面。”此外，还告诉我《吴敬琏》中另外 三处问题：比如关于皇甫平的文章发表等。他说书中所写不是事实，当事人还在，人家提出来了。这样严肃的问题着实让我三思。深感写史做传非同小可，需尽心竭 力，耳听八方。

三

传记无非两类，一类自传；另一类由他人写传。在他人写的传 中，又分：一，传主作古，后人依赖史料来写；二，传主在世，却完全不知情地被写；三， 写手和传主合作，一起推动。吴晓波所写的传属于最后这种情况。显然他是经过吴敬琏首肯，并提供内容参与修改的。于是，我不由得想到这样的问题：这 样快速地推出传记，无论是从市场呼唤的角度，还是从心灵呼唤的角度，都给人以粗糙、仓促的感觉，继续和强化了“快餐”传记。

如 果讲市场呼唤，中国真的需要好的传记。现在的传记市场，范围不可谓不广，古今中外的主要人物传记都可找到，但是，重复的多，综合他人的多，浅 尝辄止的多，真正用新的历史视角，基于更深挖掘的资料，包含深入分析的传记并不多见。这里我想记下我参与《纽约时报》写吴敬琏人物小传的过程。那是 2009年1月我在维也纳，接到《纽约时报》记者邀请做电话访问。显然，他们准备得很细致，我有问必答。没想到当我回北京后，访问又进行了三次，有面对面 的，有通过长途电话的。其间，他们告诉我采访了吴敬琏数次，以及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听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为此，他们反复求证，得出自己的判断。直到 2009年9月，我接到电话，还是他们，继续在问“为什么？”。我惊叹，怎么快一年了，文章还没写出来。一份报纸的人物写作，竟然较真细致到如此地步，真 让我见识了《纽约时报》的作风。

如今，吴敬琏誉满天下，年届80，撰写和出版新传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吴晓波的这本《吴敬琏传》显然 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至少，写吴敬琏 传，要触及三个问题：第一，他是经济学家，涉及思想范畴，需发掘思想演变和形成特征，做出新的贡献；第二，传主的思想局限性是什么，需要认真探讨；第三， 吴敬琏是活到老、学到老、努力到老的人，传记虽然写过去，不是未来，但是，应该让人们读出对未来的关注。在传主和作者合作时，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问题。而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在这三大问题上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而它间接地反映了传主的局限性。

如果讲心灵呼唤，不论是传主还是写手，都应该具 有强烈的历史责任和道德感，因为传主已经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符号；这本传记本身已经超越个人，应 该是作者与传主心灵、时代和读者的交融，让读者解读出在传主的生平学术贡献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一个优秀的传记还应该具有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

每 一个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而不应该是简单的肯定和誉美。我过去所写的评传，显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遗憾的是，事隔八年，在传主和新的作者 合作中，看不到明显的觉悟和突破。我印象中的吴敬琏，爱惜名誉有如生命。然而，这一次组合推动传记出版，给人留下诸多疑问。

四

以 吴敬琏的名望，吴晓波的文名，两个人的合作使他们的话语权得以空前放大。要知道，具备这种扩大的话语权，在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很稀罕 的。所以，他们更应该把这种放大的话语权当作压力、机会和鞭策。因为，话语权背后实实在在地是一种历史责任。

当前，在经济和物质资源的分配 上，两极分化。其实，还有精神资源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其中，话语权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人 人都有发言权，或者代语权。话语资源的分配相当均衡，难以垄断。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资源的关系至深，应该懂得维持话语权的独立性、批评 性、公正性。遗憾的是，在中国拥有话语权的人和他们本身应该具备和担当的道德和历史责任常常是失衡的。

经济学家，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科学家， 在中国尤其如此，他们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经济的运行和制度的演进，与国计民生、 民间疾苦息息相关。所以，经济学家本身对历史和道德的责任无疑应该更为强烈。

几年前我做过吴敬琏回忆录的口述实录。看了这本吴晓波的《吴敬 琏传》，我期待吴敬琏回忆录早日问世，显现出他超越自己，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 历史智慧和历史勇气。其中，也包括对自己人生道路所进行的批评和反省。

被骗了

前天花4个小时把从香港寄来的[盛世]通读了一遍，看完的第一感觉---被骗了。

亚洲周刊说这本书有比肩[1984]的价值，我看只 有个样子。没有什么新意，我看完第二章的多线程人物内心独白之后，基本上后半段的架构就了然于胸。并非全书多处影射北京政学圈中的人和事，而是思路被现有 的体制架构所局限，落入了为反对而反对的俗套（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作者的有意设计，用文学形式来表达话语权受限的现实）。个人看小说，就是要看自己看不 到，或者即便看到了，也看不明白的生活细节，并享受小说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投射到文字上产生的扭曲效果。但看完盛世，感觉自己还不如买本[中国不高兴] 反着读一遍，当然前提条件是我能读得下去。

前半段与后半段也存在脱节。文中的文岚这号人，在北京比比皆是，但后来怎么就没了？她跟板寸头， 以及韦国那条线完全可以展开一二。回到京郊张逗家，作者在描述完韦希红和方草地的证据对照后，突然笔锋一转，慷慨激昂地谈起理想主义，让人摸不到头脑。唯 一的感觉是，作者在满足自身的写作快感，自己把自己侃大山的话整进去了。文字风格上也偏于细琐，不像前半段时有些精巧的设计。

再者，一些人 物的出场没有任何必要，比如张逗。张逗的先前挨打，与后来的韦国朋友被捕没有产生任何联系，而后面的出场也大多可有可无。作者硬塞这样的一个人进去，难道 是为了工农兵三结合？至于张逗女朋友妙妙，完全像个隐形人。

[盛世]是本有些想象力的书，但远没有媒体吹得那么神乎，而且仅限于前半段。

章赵斗法

安校基本上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谈得很清楚了。我水平有限，就加点补充材料以便大家领会领导讲话。

1. 章子怡在泼墨门前后均没有对事件直接表态，看得出来是公关策略。抛开背后的实力不说，赵欣瑜与章子怡在知名度上的差异是存在的。如果章子怡正面表态，极有 可能引起香港等地的一线媒体关注，将负面影响扩大。另一方面，章本人素质有限，能否在传媒的追问下滴水不漏，还是个问号。用纪灵灵作代言人发声，就规避了 上述问题。

2. 章团队使用的媒体大多在北京地区，而赵欣瑜使用的媒体大多扎根广州，唯一的例外是新京报。泼墨门发生后，如此具有引爆点的消息并没有在网媒引起强烈反响， 显然与大多网站将其仅放在娱乐版有关。即便赵挺身而出，事件迅速转化为网络热点，各大门户也没有选择制作专题，显示出不寻常的平静。而章子怡事后第一次公 开露面，便是与广 电系领导寒暄。我猜想，这一异常情势应与广电系电影局局长童刚有关。

至于赵，舍近求远下广州，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了。有个值得玩味的 细节，接受羊城晚报访问之前，赵说自己和姐姐去澳门玩了一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有心情去玩？

3. 章子男的确和他妹妹是一个母亲生出来的，天生素质都差不多。用词之拙劣，估计他的小学老师都要默默掉眼泪。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年章子怡在个人修 养方面，还是下了功夫。

4. 媒体称银泰中心的房子，户主是Vivi Nevo，个人表示深度怀疑。

党史中的酒量

1、邓小平曾对王兴说起王兴的老爹王若飞，邓就说：“若飞不能喝酒，但他好酒。”

2、周扬的老部下于光远在餐桌上经常讲：（1）我不 知道自己的酒量有多大；（2）在酒量上我不知道谁是我的对手；（3）当然我也不知道自己醉后是什么样子。

3、据权延赤的小道消息级别描述， 周总理的酒量级别是两斤茅台。

4、改革开放以前，当地干部喝酒的度越高、人数越多，相应经济条件越好；
改革开放之后，当地干部喝酒的量越大、次数越频，相应经济发展越快；
改革开放至今，当地干部喝酒的面越广、品种越杂，相应经济基础越差。

5、 毛泽东不善饮；喝一杯葡萄酒也会脸红脖于粗，所以极少喝酒。但是有两种情况例外。 一是安眠药用完的时候，他为了睡觉，要喝一杯。喝一杯就可以晕。喝三杯肯定躺倒。不用白酒，葡萄酒或白兰地就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打仗或者写作：连续几 天不睡觉，也需要喝酒。酒对毛泽东既能提神又可以安眠，关键是掌握好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