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经济要有大格局

最近国内汽车业有两宗较具影响力的并购案，一宗是吉利并购Volvo，另一宗北汽集团收购Saab的底盘技术。尽管具体的谈判细节多有不同，但两宗交易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推手---北市政府。

据 知情人士透露，北市政府目前正与吉利商谈沃尔沃国产项目落地北京的具体事宜，并争取一个月内向发改委申报此项目。如果成功，此项目将很可能安放在北京亦庄 开发区。“但最后到底能不能成，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报道称，北市政府除通过背书银团贷款外，还提供了部分收购的资本金。

北汽并购Saab的交易前后，北市领导更是直接予以了多次政策背书，领导班子成员基本上均对汽车业进行了调研，市委书记更是喊出了“举全市之力推动北汽车产业发展“的口号。北汽近期获得的将近200亿的巨额银行授信，相信与此不无关系。据业内人士透露，北汽通过自筹、政府拨款等方式，“明年能拿到330个亿。”

如此巨额的财政投入，显示了北市领导对发展汽车业的坚定信心。但如果看北市06年颁布的十一五规划与国家对北市的总体定位，北市大举上马汽车业，似乎与先前的策略不那么一致。而本地新闻中一句”要重新建立市汽车发展领导小组机制，及时统筹协调北京汽车产业发展“无意间印证了策略发展的曲折，联想起讲话发表于09年4月，时间点上的巧合不免让人顿生疑窦。

姑且不论前日北市政府联合京西重工对德尔福竞购的失败所暴露出来行政体制在市场微观竞争中的不灵活与低效率。单就整体而言，窃认为北市目前的汽车政策把经济格局放小了，没有拿出首都应有的气魄。

首 先，十一五规划中明确将汽车业为首的现代制造业定位了适度发展的领域，符合国家对北市非经济中心的定位，也有利于与天津的差异化竞争。津市已有一汽丰田的 合资项目，如果北市仍大举发展，无疑将在这一狭小区域进一步加大竞争。尽管汽车业的差异性较大，但为什么不能让位于交通环境更加便利的津市？

再者，汽车业虽能吸引大量就业，却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极大，不利于首都经济稳定。设想一下，未来我国发生如美国一般的金融危机，北市的汽车产业如底特律一般萎缩。大量的相对低素质且高度组织化的产业工人失业，会否对政治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其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发展汽车业实际上模糊了北市产业升级的方向，甚至对发展高端产业造成了负面影响。比如，政府在汽车业的大举投入如果能够用以高科技行 业的孵化补贴，能缓解多少北市相对更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呢？前日国内一线投行中信证券竟因总部大楼的补贴未能落实而将总部迁回深圳，与北市发展总部经 济的规划背道而驰，但如果汽车业的投入能够转移一小部分呢？汽车业的大举投入挤占了原本能够发展高科技与高端服务业的资金。另一方面，城市的营造需要特 点。没有特点的城市，无法吸引投资者具有针对性的投入。汽车业的投入会模糊北市在国际投资商心目中的高端城市定位。其三，北市营造宜居城市的目标，显然与 汽车制造业不符。大量低端产业工人的涌入，必然会对高端人才造成挤出效应，影响北市的吸引力。北市目前空气环境较差，既是客观地形所制，也与人口容量密不可分。建设宜居城市，一方面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通过高房价倒逼人口流出北市，但大量低端劳动力的涌入显然不符合这一趋势。

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是大家。

巴菲特为什么比芒格更牛？

朋友的原文

有朋友在看过芒格的资料后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巴菲特和芒格，谁更牛？
从表面上看答案似乎很简单，当然是巴菲特。首先，巴菲特的财富要远远多于芒格；其次，在伯克希尔公司，巴菲特是董事长，而芒格只是他的副手。
不过，肯定也会有人选择芒格。理由或许会是，芒格比巴菲特更聪明，据说这是巴菲特儿子的结论，可信程度颇高；还有人认为，“单就思想而言，百年之后查理·芒格也许会比沃伦·巴菲特的影响力更大。”
我的答案是巴菲特更牛，理由有三个。
第一个理由是巴菲特比芒格更早地专注于投资事业。巴菲特完成学业后就一直从事投资工作，而芒格的经历要复杂得多，他当过律师，与人合伙经营过变压器工程公 司，开发过房地产项目，直到1962年才成立了一家名为惠勒和芒格的投资公司，“开始利用自己的部分时间，以专业投资人的身份运作别人筹集到的资金。”而 尽管巴菲特比芒格还要年轻6岁，却早在1956年就成立了自己的合伙公司。随着合伙企业的建立并开始运作，巴菲特写信给朋友说，他害怕到最后自己的企业变 得过于庞大，金钱会将他的孩子们腐蚀，而他找不出“一种符合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金钱。”相比这下，芒格远没有巴菲特自信，尽管巴菲特向芒格保证他也可以 以独立投资人的身份谋生，芒格却认为那将冒巨大的风险。如果能够更早地全力投入投资事业，或许芒格的财富会更多、成就会更大吧！
第二个理由是巴菲特更洞悉人性。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巴菲特和芒格早期的投资成绩，时间为1962——1968年，这段时间两个人都经营合伙企业。
表1：巴菲特和芒格1962——1968年投资业绩
巴菲特 芒格 道琼斯指数
1962年 13.9% 30.1% -7.6%
1963年 38.7% 71.7% 20.6%
1964年 27.8% 49.7% 18.7%
1965年 47.2% 8.4% 14.2%
1966年 20.4% 12.4% -15.8%
1967年 35.9% 56.2% 19.0%
1968年 58.8% 40.4% 7.7%
年均 33.9% 36.7% 7.2%
芒格的业绩居然比巴菲特还要好，这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不过，芒格的业绩波动幅度更大一些，用统计术语来说，7年中芒格的年收益率标准差为23.1%，而巴菲特为15.5%。虽说巴菲特这段时间的业绩略逊于芒格，但他的客户心情会更加平静。
由此我联想到了巴菲特经营合伙企业时的投资策略，他似乎并没有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在1961年致合伙人的信中，他作了如下陈述：
合伙基金的投资按特性可分为三类：“Generals”、“Workouts”、“Control”。
第一类投资：“Generals（低估类投资）”
这类投资指的是那些价值被低估的证券。
第二类投资：“Workouts（套利类投资）”
与“Generals”不同，这类投资的价格更多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而非买卖双方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测这类投资收益实现的时间、金额以及阻碍因素。影响投资价格的公司行为包括合并、清算、重组、分立等。
这类投资的收益比较稳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道琼斯指数的表现无关。因此，很明显，如果持有这类投资的比重较大，那么熊市的表现将会非常好，但牛市中将会非常糟糕。
如果剔除借款所带来的好处，这类投资的年化收益率一般在10%——20%之间。
第三类投资：“Control（控制类投资）”
所谓“Control”类投资，是指我们要么控制了这家公司，要么买入了相当多的股份，从而可以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政策。这类投资的表现也与道琼斯指数没什么关系。
在目前的牛市中，“Control”类投资很难跑赢市场平均水平。然而，我认为在目前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市场风险远远大过机会。而“Control”和“Workouts”这两类投资，将会大大降低投资组合所面临的市场风险。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巴菲特为什么要做年化收益率只有10%——20%的“Workouts”类投资？虽说可以借助财务杠杆将收益放大，但从1963年致合 伙人的信中的一句话（我希望这类投资长期也能和“Generals”一样，取得超越道琼斯指数10%的业绩。）来推断，这类投资收益率仍然偏低。
其实答案巴菲特在上文中已经说了，那就是大大降低投资组合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当然，代价就是收益率要降低。此外，这样的投资策略正好可以达到巴菲特向合伙 人承诺的目标——“在熊或震荡市中取得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业绩，在牛市中取得市场平均的业绩。”巴菲特希望合伙人在此基础上对他进行评价，应该是基于人类 损失厌恶的天性。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感到损失的数量更让他们难以接受，同样数量的收益带来的幸福感的程度小于损失带来的 痛苦感的程度。
芒格的投资策略不像巴菲特那样考虑客户的感受。《查理·芒格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查理的投资组合集中在很少的几种证券上，因此他的投资收益记录波动就很大，不过还是基于相同的寻找价值洼地的方法，”巴菲特说，“他更乐意接受投资表现的大起大落，而且碰巧他又是一个精神非常集中的人，只关心最终的结果如何。”
尽管在投资策略上已经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巴菲特还是在1969年关闭了合伙企业，他认为，“对强调定量因素的分析师来说，目前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投资机会了。”
芒格的表现截然不同，芒格传的叙述如下：
受挫于表现不佳的市场，巴菲特1969年底就清算了自己那家合伙人公司的资产。几年里，芒格可能都在希望自己当时也跟着做了。不过芒格没有追随巴菲特。然后的1973和1974是一场噩梦。
“我们在1973和1974年的灾难中损失惨重，不仅是基本价值降低，市场交易价格也一路下滑，因为我们持有的那些公开交易的股票必须以真实价值的一半来记值，”芒格说，“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1973年到1974年度过的是非常不愉快的日子。”
需要说明的是，巴菲特之所以清算合伙企业并非因为受挫，按罗杰·洛文斯坦在《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中的说法，巴菲特合伙企业1969年的收益率为7%， 超过道琼斯指数18个百分点，这样的成绩当然不能算差。芒格传的作者珍妮特·洛尔写过一本关于巴菲特的书——《沃伦·巴菲特如是说》，按理说她应该是相当 了解巴菲特的，不该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
表2：巴菲特和芒格1969——1975年投资业绩
巴菲特 芒格 道琼斯指数
1969年 16.2% 28.3% -11.6%
1970年 12.0% -0.1% 8.7%
1971年 16.4% 25.4% 9.8%
1972年 21.7% 8.3% 18.2%
1973年 4.7% -31.9% -13.1%
1974年 5.5% -31.5% -23.1%
1975年 21.9% 73.2% 44.4%
年均 13.9% 5.0% 2.7%
备注：表中巴菲特的业绩为伯克希尔公司账面价值的变动情况，这与表1不同。
如果巴菲特确实是因为受挫而关闭合伙企业，那么芒格不那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1969年的表现相当不错。不过，从1969到1975年的总体情况来看，芒格要大大逊色于巴菲特。如果要比较从1962年到1975年的投资业绩，当然也是巴菲特领先。
洛尔认为，“造成惠勒和芒格公司（1973至1974年）相对不佳的表现主要原因是他们持有大量新美国基金和蓝筹印花的普通股。”按她的数据，美国基金和蓝筹印花在这两年分别下跌了59.33%和65.84%，远远超过了道琼斯指数33.17%的跌幅。
1974年末，整个惠勒和芒格公司的净资产只有700万美元，而其中61%是蓝筹印花的股票，23%是新美国基金的股票，仅在这两只股票上仓位就高达84%，如果考虑到这还是它们市价大幅下跌后的结果，那么当初它们占整个投资组合的比例会更高。
从理论上讲，新美国基金和蓝筹印花的内在价值比其当时的市价要高得多，投资它们并没有错，但投资如果过于集中，难免会在极大程度地受到“市场先生”情绪多变的影响。芒格自身不因为投资损失烦恼，但他的合伙人们不是全都能做到这一点。
有一个新加入的有限责任合伙人在1973到1974年大崩盘之前投入了35万美元，在底部的时候吓得退出了。对于他来说一半的资金就不见了。查理无法说 服这名合伙人放弃抽回资金的决定。“律师应该是劝说专家，我在一次自以为能通过的劝说考试中失败了。”芒格说，“他的性格中混杂了一些因素，承受痛苦的能 力较低，却有强烈的愿望要做有限责任合伙人，这也许是我失败的原因。”
芒格为此感到极其痛苦，并因此在1976年年初清算了公司的资产。这时我们再来看巴菲特经营合伙企业时的投资策略以及他1969年激流勇退的决定，会发现巴菲特简直是太高明了。
芒格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但洛文斯坦却认为，“正是芒格的洞察力对巴菲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正是巴菲特，而不是芒格，能够以一种更为自然的手法来运用这些理解力。”信然！
第三个原因则是因为在建立商业模式方面巴菲特的能力更强。很多人认为，巴菲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效地利用了旗下保险公司低成本的浮存金，这是一 种很成功的商业模式。众所周知，巴菲特很早就偏爱保险公司，而从芒格传中的陈述来看，芒格在加入伯克希尔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巴菲特先是经营合伙企业，后来又关闭合伙企业全力经营伯克希尔，芒格的投资历程也是如此，但显然巴菲特是领头羊。
其实，在经营合伙企业时，芒格的商业模式可能也有问题。芒格传中这样说：“更严重的是，因为采用了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之间的合伙关系，所有的惠勒和芒格证券 公司的股东每个月都可以根据当年年初的公司总值提取1.5%的现金。因此每个月的固定分红要扣除，有限责任合伙人的账户月从1973年到1974年减少了 53%之多。”
我对这所谓的每个月的固定分红颇感迷惑，如果芒格传中文版的译文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那么这项规定就太不利于芒格的投资决策了，在熊市时如果有合伙人 大笔提现会让公司的投资业绩雪上加霜（公司可能需要卖出股票以支付现金）。如果有这样的规定，那么芒格就不应该采取高度集中的投资策略，更要像巴菲特那样 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未雨绸缪。
作为对比，在巴菲特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可以在年底赎回资本，除此之外，巴菲特还允许合伙人在年度终了前赎回其在合伙企业的资本，但最高不超过其资本的20%，而且要自赎回日至当年年末按照6%的利率支付合伙企业利息。
当然，以伯克希尔作为平台后上述烦恼就没有了。伯克希尔从不分红，也不再向股东融资，这样投资决策的稳定性就更有保障。
综上所述，我认为巴菲特比芒格更牛。不过，同巴菲特到底更像谁之类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结论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借此对价值投资的原理作更深入的了解，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回复：

我同意孙老师的第一点
芒格对投资的热衷态度远没有巴菲特迫切，更多是秉着商以载道的精神。因此他在Berkshire成立之后，一直在不断卖出自己所持有的股权。无论是从滚雪球中记述的芒格对Franklin的崇拜，与芒格传中的直接描述，都可以印证。

第二点
巴菲特在运作合伙公司时，Control部分实际上就是今天的PE。但巴菲特这部分的投资定价就目前披露的信息而言，似乎是有问题的，尤其是 Berkshire公司的股权。这次危机中，巴老也反对Mark-to-market的定价模式，当时巴老是否按照市价对这部分低流通性公司的股权进行了 定价，我个人持怀疑态度。
90年代，有专门学者对PE公司的业绩高平稳性与其定价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PE公司收益的平滑很大程度来自于公司对定价方法的滥用。

Lowe的芒格传中有提到

1973-1974股灾时，即便是巴菲特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承受着内心的痛苦。

第三点
就商业模式而言，的确是巴菲特在合伙公司时期就发现了保险公司的这一优点，但更多着眼于规避税收监管。利用float的无息特性，是从收购蓝带印花公司开始的，而芒格是那次收购的发起人。

最后，芒格在美国法律界的人脉大得离谱。文中没有明确说明的一点，他小时候进HLS就是走后门。

乱发言

日本政客素来有乱发言的习惯，无论是民自两党，还是地方上的知事，都存在这些问题。究其原因，除去本身政客素质低下，更多是为了博取新闻版面，获取民众好感。

往常不负责任的言论虽然给民众带来困惑，但因日本政府执行事务的官僚机构独立性较强，因此并没有对日常的政治运作造成不便。然而，民主党09年完成改朝换代以来，多次提出要完成政令统一，结束目前官僚与政客之间的不协调，弱化官僚的独立性。乱发言的坏处就体现出来了。

7日菅直人财相对日元汇率发表的评论，对汇市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元兑日元一度上冲94元关口，现将言论摘录：
「1ドル＝90円台の半ばあたりが適切ではないかという見方が多い。もう少し円安の方向に進め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る」

随即鸠山首相出面，表示官员不应对汇率问题发表“具体”意见，为整个事件定性，也同时稳定国际市场的情绪。但似乎菅财相没有太领老战友的情，表示“并不认为我的发言对经济界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看来意志很坚定。

我能理解菅财相的心态。首先他说的是不少日本产业界大佬的心声，这一点可以从[经团联]自民主党执政后发表的一系列言论看出端倪。再者，先前的藤井财相也没少发表影响市场的言论。其三，他关于政府汇率政策的评论的确不掺杂水分，反映了BOJ在微观操作中的原则。

但他同样犯了几个大错：

1、政府的汇率政策底线不应被公开，就像FED不会明确给自己设定一个量化指标。万一达不到，如何？

2、小泽师承田中角荣，更倾向于强势货币，促进国内消费，要不然他绝对不可能挑选藤井做为财相的第一人选。而后期藤井与小泽之间的摩擦，更多也应是从小泽对政府的过分干预出发，而非对金融政策的理念之争。因而菅财相的弱势日圆政策，实际上与小泽改造日本的金融政策不一致。

个人认为菅财相还是个人好自为之，否则下个下台的就是他了。

双面侍卫长

最近有则新闻，谈的是侍卫长李银桥过逝后，某伟人的亲属李敏与毛新宇前往探望，并在八宝山现场引发部分群众骚动，不由得引起了我的兴趣。

李某人暴得大名是在其与著名军旅作家权延赤合著的回忆录[走下神坛的某伟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该书刻画了大量某伟人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给群众们展现了一个充满人性的伟人形象。

在党史界，权延赤的名声与师东兵、叶永烈差不多，但是否这本书的可信度也要受到质疑呢？

我的观点是肯定的，不过问题不是出在作者一边，而是被采访人本身的可信度就值得怀疑。

幸而有朋友在某伟人英文秘书林克的回忆录中发现这样一个细节。

在 1962年春，某找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谈话内容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他说，他发觉身边有老鼠，他提出某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整顿 思想作风，清除老鼠。汪东兴召开了某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包括了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某的意见，同时开始整风。在整风中，绝大多数同志都 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或者缺点，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与会同志也揭发出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 作风，并且有贪污和渎职的行为，此外，在他随某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各种物品的行为。虽经组织和同志诚恳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但他 始终不肯做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辜负了某和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与培养。

某一贯反对特殊化，更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 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便果断决定将该同志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虽然这位同志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某还从稿费中拿出几千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 歉，以挽回该同志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使在他身边的所有同志都深受教益。

对照李银桥的简历，相信大家都会发现什么。

李银桥（1927.9—2009.9.22），1927年9月生于河北省安平县，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擅长太极拳和太极剑；1947年8月到1962年4 月先后任某主席的卫士、副卫士长、卫士长；1962年4月，李银桥和夫人韩桂馨调离前往天津工作，临别之际，某手书《七律·长征》相赠。

林克的回忆录当然也有拍马屁之嫌，但有些事情还是讲了实话。

一网打尽

本文写于2009-10-25

仔细地把Galleon的内线交易案来龙去脉扫了一遍，只有一句话：SEC此次下手太狠。

不提Galleon的老大Rajaratnam的数十亿身家。

泄露消息的共谋者档次也非常高，IBM的Moffat是公司的明星经理，原本联想收购IBM就打算请他做CEO。

Mckinsey的Kumar更是我个人非常佩服的一个合伙人，开创了“知识解决方案外包”这一领域。

联系起香港的情况，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阿

的共谋者档次也非常高，IBM的Moffat是公司的明星经理，原本联想收购IBM就打算请他做CEO。

Mckinsey的Kumar更是我个人非常佩服的一个合伙人，开创了“知识解决方案外包”这一领域。

联系起香港的情况，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阿。

梦回80年？

本文写于2009-12-17

整个事件就是一出荒诞剧。

10月22日，恒基地产与培新集团合资建设的天汇88顶层，创下每平方英尺7.128万港元的天价，刷新了 英国伦敦Hyde Park旁一处地产创下的地价纪录。社会各界一时喧哗，连IMF和ADB也在媒体热炒之后，专门发布报告表达自身对香港地产市场泡沫的担忧。那时的主基 调，是美元贬值与新兴市场的泡沫。

短短2个月，现在香港金管局局Norman Chan又一次表达了对香港金融形势的担忧，但这次的方向不在是资本流入，而是潜在的资本流出风险。港股自前期高点已下探10%有余，不少欧美的基金经理 更是早早地宣布打烊，纷纷赶往加勒比海度假。略具讽刺意味的是，2个月前泡沫的标志，天汇的天价也被同行质疑是营销手段，存在未公布的附带条款。

2个月间，发生了什么？

Dubai 的Nakheel偿债危机，与希腊的信用评级下滑。但这都不是重点，Dubai尽管深陷债务泥潭，但如今的产油国领导断不是30年前那些被石油美元冲昏了 头脑的无知酋长，只懂得将其资产放在伦敦和纽约的保险柜内，如今的他们已在石油高涨之际，留下了充足的储备。除却伊朗与委内瑞拉，OECD成员国基本不存 在刚性财政需求倒逼产能扩张的情况。Dubai的危机，实际上是人们信心在危机过后的过分敏感。

而希腊的信用评级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希腊弱 势左派政府在国内两派政治矛盾无法调节的背景下，不得不屈从于民众过分福利的要求所引发的财政纪律涣散，而非其经济形势本身的问题。这一点，从 Ireland的危机处理结果也可见一斑。如果欧盟的介入能对希腊政府的行为有所约束，问题恐怕只是一场茶杯中的风暴。

真正的干扰来自于美国近期的经济数据。它们出奇的好，好到当经济学家还在预测11月的失业率在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应该上探10.3%，却突然扭转了趋势，下探了0.1%。好到JPM最近的报告认为4Q GDP growth应该在4.5%，几乎接近中国的水平。

突 如其来的好消息，造成了投资者的慌乱（事实上，有那么一瞬间，我也是如此）。但仔细思考，除却GDP与非农就业报告，好消息实际上主要围绕着商业库存周 期。观察近期的数据，商业库存和工业品订单均战胜了预期，但终端消费与国际收支实际上并无太大的起色。从11月核心CPI价格低于预期的涨幅，我们可以看 到需求的不振；而总是随着油价涨涨跌跌的国际收支，在刨除油价的影响后，竟赫然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在进一步扩大。4Q的数据改善主要还是来自于产业 链的Re-stocking。至于失业人数的下降，我更愿意套用Re-stocking理论，将其解释为对企业前期过分laid off的一种补偿。11月份开始下滑的Non-manu PMI或许即将在12月临时工用工高潮结束后，对1Q的失业率产生作用。介于服务业在美国产业中的比重，其不景气的负面影响应远高于制造业的改善。

美 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其自身已无法支持其强势的美元。提高如今微薄的资本回报率，要么急速地相对世界其他国家提高生产效率，要么来一次彻底的贬值。提高前者有 两个途径，一是科技革命，1973启动的信息革命就曾经见证了其威力，但一方面是各国均在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另一方面科技革命的曙光似乎怎么也看不清，即 便来了，是否为美国所独享也是个问号。二则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但这一点提高与失业率的下降实际上是互相抵触。也许正如Summers所说，只有一 次大规模的贬值趋势，才能恢复美国制造业，乃至于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在经济指标上的反转，应该体现在国际收支。

基于Summers的 论点，Bernake在FOMC statement所说的keeping rate low for extended period也就好理解了。我相信10 2Q之前FED是不太可能加息，只会一步一步地收回紧急时期颁布的应急政策，甚至2010年会不会加息，也是值得怀疑的。如今的Obama断不是 Carter，而Bernake更不是Volcker。

大通胀时代即将走来，而不是走开。

赚钱真容易

有兴趣可以Google一下这位80后"猛"女的名字，当然更出名的是小名。

炒股技术如此高超，我等甘拜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