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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9, 2010

党史中的酒量

1、邓小平曾对王兴说起王兴的老爹王若飞,邓就说:“若飞不能喝酒,但他好酒。”

2、周扬的老部下于光远在餐桌上经常讲:(1)我不 知道自己的酒量有多大;(2)在酒量上我不知道谁是我的对手;(3)当然我也不知道自己醉后是什么样子。

3、据权延赤的小道消息级别描述, 周总理的酒量级别是两斤茅台。

4、改革开放以前,当地干部喝酒的度越高、人数越多,相应经济条件越好;
改革开放之后,当地干部喝酒的量越大、次数越频,相应经济发展越快;
改革开放至今,当地干部喝酒的面越广、品种越杂,相应经济基础越差。

5、 毛泽东不善饮;喝一杯葡萄酒也会脸红脖于粗,所以极少喝酒。但是有两种情况例外。 一是安眠药用完的时候,他为了睡觉,要喝一杯。喝一杯就可以晕。喝三杯肯定躺倒。不用白酒,葡萄酒或白兰地就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打仗或者写作:连续几 天不睡觉,也需要喝酒。酒对毛泽东既能提神又可以安眠,关键是掌握好用量。

Saturday, December 26, 2009

双面侍卫长

最近有则新闻,谈的是侍卫长李银桥过逝后,某伟人的亲属李敏与毛新宇前往探望,并在八宝山现场引发部分群众骚动,不由得引起了我的兴趣。

李某人暴得大名是在其与著名军旅作家权延赤合著的回忆录[走下神坛的某伟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该书刻画了大量某伟人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给群众们展现了一个充满人性的伟人形象。

在党史界,权延赤的名声与师东兵、叶永烈差不多,但是否这本书的可信度也要受到质疑呢?

我的观点是肯定的,不过问题不是出在作者一边,而是被采访人本身的可信度就值得怀疑。

幸而有朋友在某伟人英文秘书林克的回忆录中发现这样一个细节。

在 1962年春,某找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谈话内容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他说,他发觉身边有老鼠,他提出某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整顿 思想作风,清除老鼠。汪东兴召开了某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包括了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某的意见,同时开始整风。在整风中,绝大多数同志都 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或者缺点,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与会同志也揭发出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 作风,并且有贪污和渎职的行为,此外,在他随某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各种物品的行为。虽经组织和同志诚恳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但他 始终不肯做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辜负了某和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与培养。

某一贯反对特殊化,更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 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便果断决定将该同志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虽然这位同志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某还从稿费中拿出几千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 歉,以挽回该同志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使在他身边的所有同志都深受教益。

对照李银桥的简历,相信大家都会发现什么。

李银桥(1927.9—2009.9.22),1927年9月生于河北省安平县,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擅长太极拳和太极剑;1947年8月到1962年4 月先后任某主席的卫士、副卫士长、卫士长;1962年4月,李银桥和夫人韩桂馨调离前往天津工作,临别之际,某手书《七律·长征》相赠。

林克的回忆录当然也有拍马屁之嫌,但有些事情还是讲了实话。

Tuesday, April 14, 2009

关于金维映的死因

读党史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互相矛盾的说法,比如:

老邓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抵达延安后随即被送往苏联治病,后来竟一去不返,之后竟演化出四个版本。

1.在苏联的精神病医院做志愿护士,并被因德军空袭而身亡,见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 共 党史人物传

2.被苏联当局关进精神病医院,并因德军空袭而身亡,见于徐珠琴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金维映传 ,以及其发表在党史文汇 2004年第七期的金维映:一个迟来的故事 一文中。

3.在叶永烈对张纪恩的采访中,说金维映下落不明。

4.张闻天妻子刘英在1984年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据当时同在苏联的蔡畅说法,金维映或是进入精神病医院之后,被饿死的。

四种说法中,叶永烈写的是传记文学,史学价值最弱,暂且放在一边。前两者均经过机构的认证,可信度较高,而刘英的说法虽是当事人的间接转述,未经过一定的审查程序,却带有一定不确定性,相对较弱。

不过,比对老邓在后期与苏联谈判中的强硬态度,似乎我们隐隐约约地对真相也有了思路。

Thursday, October 2, 2008

功臣的去处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标准,人有健康、亚健康和生病三种状态。其实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组成的国家何尝也不是呢?国家有处于战争时的紧急状态,也有日常生活时的常态。
健康人去医院,叫保健,主要在于防患于未然;病人去医院,就叫看病,找的人自然不一样。国家面临外族的入侵,需要的是具有决定性的领袖;处于祥和的状态,要的是处理琐事的管理人员,两者也不一样。
麻烦就在于,如果是一家公司面临转折的困境,往往会选择找一家咨询公司研究研究,或者干脆找家PE把自己给卖了,但国家就不可能跟处理危机的人员签订一个合同,或者干脆把自己送给另一个阵营,因此对于功臣的激励机制就存在问题。
除非功臣自己不争,否则按照无间道中说的那样---“出来混,总要还的”,而领导层总要头痛一阵子。明太祖和刘二,选择是赖账不还,杀人灭口。事情是解决了,但名声是彻底臭了;而汉光武为首的绝大多数统治者选择的是让功臣合资入股,但过了几代之后,发现有个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
进入新中国之后,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目前看来也没有什么解决的良好方案。
拿80年代的国务副总理张爱萍来说,他对于科学的崇敬、人格的修养与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的操守,可以说在开国的将领中算是无出其右。身居大漠数十载,为我国的“两弹一星”研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此人性格倔强,80年代因为国防预算问题跟任克英的老公公干了一仗,被从副总理的位子上罢免。据说是被那位向小平告了黑状所致,但张老不在乎;后来那位落难了,老人家还亲自表示慰问。但想想也是合理的,像张老这般一丝不苟,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主儿,也就最适合做个处理危机的技术性官僚,真正趟趟政治的猪油桶,实在有些不太和谐。
当然张老的故事最后有个happy ending,新四军的衣钵终于在他的手上传到了核心的位子上。但其他的功臣呢?
联想起Paulson,如果是McCain当选,恐怕也是个人走茶凉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