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各地关于金融中心的争论很多，看着很闹心，不如随手写点东西。
金融是什么？从字面上分析，金是指货币，融是指流通，合在一起就是资金的流通。而书本上，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
金融中心是什么？就是这些交易发生的地方。
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是13-17世纪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意大利自由城邦，而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与工业革命的发生，先后由阿姆斯特丹与伦敦接过了头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西洋彼岸的“新阿姆斯特丹”把头衔接了去。
我们注意到一点，金融中心的位置变化与同时期经济活动的中心变化一致。在通讯与交通条件不甚发达的过去，以效率为前提，经济活动的中心所带来的金融活动需求大多在很小的一个半径下得以满足。而如果朋友们引申地将欧洲文艺复兴的顺序做个对比，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而20世纪还出现了一种有别于市场的新型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即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的主要执行者是政府，因此其决策过程参杂了很多的政治因素，而在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往往集中于国家的政治中心。如果我们把定义稍微地延展一下，其实苏联解体前的莫斯科也算是当地的金融中心。
一开始，美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交易所，即当地的金融中心。电报普及后，美国的中西部就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了很多的证券投机场所，纷纷使用权威性最高的纽约 交易所做为投机的依据（实际上交易并没有发生）。而记录交易行情的纸带机发明后，原先分散在各地的交易量开始向两个中心，从事商品期货交易的芝加哥与从事 证券交易的纽约集中。
为什么芝加哥与纽约能够脱颖而出？
毫无疑问，交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中部粮仓的农民不会跑到New England去交割自己的货物；同样，欧洲的银行家不会再浪费许多天的时间去美洲大陆的深处完成一笔交易。然而我们同时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美国的第一大商品吞吐港---新奥尔良没能够发展成芝加哥那样的金融中心？
我们先不着急回答这个问题，而把目前拉近到如今的世界。苏联的倒台，让莫斯科丧失了其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中心的地位，如今的俄罗斯，经济与金融的中心是圣彼得 堡，而对于俄罗斯的企业而言，上市更多是在英国伦敦发生的。而欧洲其他的地方，虽然各有各的市场，但整合的力度不断在加强。
在亚洲，市场仍然很散乱，无论是迪拜，新加坡，还是香港，都在争抢地区金融中心的桂冠。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香港已远远地将其他的对手甩在了后面。需要注意的是，亚洲的离岸中心拥有更显赫的地位。
而在美洲大陆，只有一个中心---纽约。
业已成熟的区域，其金融中心的分布呈聚集的趋势。在北美大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地得到巩固，并且其在商品期货上劣势在逐渐被抹平。在欧洲，泛欧证 券交易市场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欧洲各国各自为政的现状。然而在新兴市场，由各国政府主导的金融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市场的集中 度。
后者的分散一方面出自政府行为，另一方面也受各国金融管制政策的客观条件限制。而前者的集中由市场的力量主导，在互联网革命的推波助澜下，促进市场资源进一步向中心倾斜。
但我们前面提到，金融中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交通条件的影响，那么在如今交通成本急剧下降的前提下，为什么没有发生金融中心的消解，反而促进了金融中心的集中呢？
显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决定着金融中心的形成。
1、 制度
2、 人力资源
3、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道理显而易见。我们无法想象在亚马逊的密林里面能够出现一个金融中心，当然有可能会发现一个毒品的交易中心。基础设施分为两类，一类服务于当地的 居民，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居住于当地。比如良好的教育环境，医疗保障和较低的犯罪率。另一类，服务于金融业的发展，降低交易的成本，比如良好的通讯保障、 便捷的交通设施和配套的IT后台产业。对于各国政府而言，通过巨额的政府投入与相应的政策，条件的达到并非一件难事。
人力资源，指的是从事金融及相关产业的人员。其营造难度，要远高于基础设施。人是有感情的一种动物。人会恋家，人要谈女朋友，还要追求一种时尚感。问题在纽 约和伦敦比较少，毕竟来自新兴国家的从业人员往往会产生一种身处世界中心的自豪感；但当问题到了诸多新兴市场的金融中心时，麻烦就来了。毫无疑问，对于一 个来自欧美大陆的年轻人，抛开某些人特殊的”suzie huang”情结以外，大多是不会对一个从价值观到饮食习惯都迥异的世界表示好感，最要命的是往往当地的主流语言自己还不懂。
香港与新加坡是个特例，日本和诸多伊斯兰金融中心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日本，天生的岛民性格让任何一个外来的人员都很难融入这个体系。前段时间，NHK播出了一部名叫[hagetaka]的日剧，讲述了一个重组类对冲基金经理在日本遇到的咄咄怪事。注意其中的一个细节，Horizon Fund的工作人员首次进入MBS银行时，MBS银行的副总说：“哦，原来是个日本人，好办多了。”在日本的商场中，此类的事情绝非个例。
如果说日本是软性的屏障，那么在迪拜和多哈就是硬性的生活限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迪拜，如果不戴阿拉伯式的头巾和中东妇女式的面纱在露天工作，估计绝大多 数的白人得皮肤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其实民族习惯的背后都是有大学问的）。基于伊斯兰教法，饮酒是被严格禁止的，尽管在政府认证的酒吧不受限制。最重要的 是，依靠石油收入支撑起经济奇迹，缺乏中产阶级的参与，社会缺乏包容性、多极性和持续性，伴随着广瀚无际的波斯湾时常的战火飞腾，无法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硬件再好，没有家的感觉，怎能建立起庞大的人力资源？
我們先前談到的都是些實實在在的條件，譬如人力資源可以在社會主義
國家通過一紙行政調令來積聚，而基礎設施也能在短時間内由行政當局的巨資投入來達到要求，但爲什麽這些條件都不足以成爲金融中心形成的充分條件呢？
道理也很簡單。如果把金融活動比作做飯，那麽現在的情況是有了一群廚子，有了器具，卻沒有統一到底給客人燒什麽菜。也許每個廚子都是單打獨斗的好手，但沒有了工作中的規矩，仍然是一槃散沙，充氣量挂上個東北菜館的招牌，做上幾碟亂燉。
現實的生活中制度大多是有的，只是有利于與不利于之分。雖然沒有制度的後果如同CultureRevolution具有極強的破壞力，但其長期的影響卻明顯小於坏的制度。原因也很簡單，沒有制度的狀態是不可持續的，其影響力很快便會因人民的自省而消減，但坏的制度卻很有可能具有極強的社會穩定性，不經過外力的衝擊，很難自我消解，其對於金融產業的影響自然更大。
擧個例子，法德兩國同時從二戰的陰影中走出，但德國很快就重建了為銀行中心的金融系統，而法國人卻什麽都沒搞出來。除了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程度上要歸結于兩者在破產法上對於優先權的認定上。瑞士與德國的破產法律承繼普魯士的傳統，對於優先權的認定較爲簡單，方便了銀行債權人的清償，而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系統則承接羅馬法的傳統，較爲反復，影響了銀行的效率。
同樣，在美國，興盛的資產重組業也是因爲1978年的破產法典引入了11條，對股東的利益有所兼顧所致，間接支持了股權市場的繁榮。
而在一個更大的維度上，金融一如其他行業，是建立在創新的基礎之中。金融創新大多利用了現有制度的漏洞，說難聽了一點，也可叫鑽漏洞。不過，這種行爲會直接造成財富的轉移，因而顯得極其敏感。那麽是否應該將其默認為違法呢？我的看法是不應該。法律無法企及的地方，發生的不公平是社會發展的必要代價。法律系統應該迅速地對其進行反應，視其對於整個系統的影響而定。這一點上，英美法系統比大陸法系統要做的好得多，而大陸法因其大多由專業人員事前制定，常常無法跟上現今資本市場的發展速度。
解答前面留下的一個問題，新奧爾良恰恰位于美國唯一一個實行大陸法的州---路易斯安那。
私人產權方面，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對於私人產權極其不尊重，又怎麽能吸引其他的國家資金來投資呢？如果一個國家的稅收政策極其苛刻，財富管理的成本十分高昂，又怎麽能防止本地的資金流往那些低稅收的地區呢？
最後，如果條文定立不當，或是當地的風俗與某項必要業務相左，當地的金融中心前景也要受到影響。比如，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教法嚴禁人們收取利息，那麽銀行家就不可能在當地推介固定收益產品。再如，我國的大陸地區目前仍然無法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就大大影響了投資的效率。
當然還有許許多多的重要制度，今天我就不一一列舉了。不過，我們可以回想一下，目前傲立在金融中心前三的紐約、倫敦與香港，其相同的之処---對私人產權的尊重，較低的綜合行商成本，良好的司法系統，開放的市場，穩定的政治環境等。
回到中國，綜合以上條件，最終全球性金融中心的選址也就不言而喻了。不過會不會出現些具有特定功能的區域型金融中心呢？
昨天晚上，踫到一位老友，談到金融中心的功能分化問題，幾多不謀而合。聯想起前些日子與從一位的聊天，有恍然大明白的感覺。
北京和上海， 是一對永遠似乎也解不開的冤家，雖然有很多北京人其實老家在上海。常人總覺得上海人看不起那些一口普通話的外地人，卻不知道在上海的圈子裏面，有這麽一群 人以說帶有京片子的普通話為榮。而相應，北京人雖然對上海常有偏見，卻不妨礙大批的上海人通過人士調動走進皇城根。兩者雖然臺面上笑嘻嘻，台下面常踢腳， 但到頭來還是一奶同胞。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前些日子閙得不可開交的金融中心選址，變成了雙方的合作。北京金融街的大小領導跑到上海陸傢嘴簽了一個合作意向書，明確提出大家要分工合作，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上海吃了虧。
按照央行和金融工委原先的部署，上海不僅是交易中心，更是資產定價和運營的中心。但如今北京擕眾央企與行政部門之力，硬生生地把資產定價和運營的權利給扣了下來。而那些平日裏跟自己眉來眼去的大小投行們，也都一個個喜新厭舊地把地區總部搬到了北京，能不委屈麽？
其 實也不需要委屈，一切實屬必然，我们先讲一个故事。泰國的前總理他信-西那瓦是個很有水平的人，搞自己傢和國家的經濟都有一套，但卻被軍事政變在2006 年底搞下了台。因爲對這位CEO總理素有好感，所以沉下心來研究了幾番，發現反對的力量來自兩個看似不可能糾結在一起的力量---保守的軍隊與首都的中產 階級，而后者更首先攪起了波瀾。
在他信的治理下，泰國的經濟年年高速發展，這些中產階級腦袋出問題了？不，這些人都是標準的自由經濟信 徒。他們認爲總理對於北部農村的小額貸款與補貼，表面上是爲了幫助農民脫貧致富和促進農產品的生産，實則爲了鞏固他信在北部地區的個人威信，為其在商業領 域的徇私和長期把持政權添磚加瓦。當然更重要的是，這種行政行爲的農補間接地推高了國内的通脹，理論上損害了城市中產階級的切身利益。
於是，我們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一幕。他信在全國範圍内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卻因爲在首都陷入重重反對的聲浪而狼狽不堪，並最終與南部反恐的怨氣相匯合，由穆斯林出身的軍人頌提以維護王室尊嚴之名完成了軍事政變。
假使他信能夠贏取首都的民心，便可號召民衆發動大規模街頭抗議予以反制，但可惜他在首都的支持率只有40%上下，遠不及北部地區的80%。而烏克蘭橙色政變的情況恰恰是反了過來，反對派擕其地利之便，搶佔了首都地區發動大規模遊行，最終推翻了原親俄的Kuchma政府。
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首都的穩定安全重要性遠超過其它地區。而首都的民心所向，取決於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政治中心又是經濟中心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民囯時期，北京的工業水平較差，遠不及天津，甚至人均GDP在唐山之後，為一個消費性城市。50年代后，隨著中央傾斜政策的逐步實施，其工業體系逐漸建立，到九十年代前期，工業在整個經濟佔比已接近50%。另一方面，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人口的流入。
改 革開放后，北京的工業企業由於機制不靈活，管理不善，技術落後與投入不足等原因，先後陷入困境，社會矛盾逐漸加深。爲此市政府專門啓動了搞活北京市屬工業 的專案，但未見奇效。爾後尋求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卻發現不能完全解決結構性的失業。直到王岐山上任后，確定了以服務業吸收剩餘人口的發展戰略，才最終解決 了這一痼疾。
說是服務業，但聯想起王岐山的背景，大家也不難猜想其應是以金融爲主，也就解釋了前面的“實屬必然”。當然行政在其中的影響，還不止上述的推導過程。政府在宏觀調控效率上的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北京作爲決策中心的地位。
設 想一下，如今的中國資本市場，那些企業最具有活力？招商銀行，平安保險和中信證券，如果考慮到中信證券原先一直在深圳註冊，不久前才遷移到北京，這三傢其 實都發源于深圳。這並不是偶然的。儘管信息技術縮小了傳統地理對於指令的削弱作用，卻無法完全地抹平，有道是天高皇帝遠，遠在南部的深圳發展革新的阻礙要 遠小於處於中央眼皮子底下的北京。這對當地企業是好事，對於中央政府的政策實施卻未必是。
90年代放權地方的經濟政策嚴重地破壞了中央宏 觀調控政策的貫徹力度，使全國上下出現了不少地方主義的傾向。在本屆收權的過程中，必然要加強對於地方的財經政策控制。而央企對於地方國企的逐步掌控，與 地方人事的逐步洗牌，可以看作兩把同時伸出，緊緊扼住地方經濟的無形之手。
央企的發展，最終加強了北京的經濟地位。
權力和權力是相互依存的，就是這麽簡單。政治中心與經濟決策中心的重疊，有利於經濟政策執行效率的提升，雖然看似不合理，卻有其内在的邏輯。
这个对手就是香港。
我们不谈历史，那是过去了的事情，也是因为谈了以后，只会让那些力证上海会最终超过香港的人蒙羞。的确，原先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不是香港，而是上海。但当陈毅市长毅然决然地打着夺回资产定价权的旗号用军队包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时候，一切以一种不可挽回的方式发生了逆转。
49年的一场风暴，让大量上海籍的专业人士与企业家整体流亡香港，不仅带走了大量金融资本，更带走了不可复制的大量智力资本。直至现在，香港的商界与专业人士中，这批人的后裔仍占有极大比例，其中就包括前香港证交所的主席---李业广。
那么起点低，是否能通过快速的发展赶上呢？
凤 栖梧桐，意思是好的人才只会被好的环境所吸引。当然这不单单指物质上的环境，同样也包括了未来的发展空间与良好的人文。香港的低税制全世界闻名，而金融业 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员工的薪俸水平较高，大多适用于标准税制，即总收入的15%。而在内地，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条例上最高的累进级--45%的税率 ---为10万人民币，不仅是大经理们逃不过，小职员也一个都没有少地进入。虽两者一比，自见高下，但个人所得税在内地属地税范畴，各地为吸引金融人才介 入，也大多有相应的减免措施，所以实际的差距倒也不想上面写的那么大。话说回来，一个是明的，一个是暗的，那个更有吸引力？恐怕谁都不想再当第二个霍多尔 科夫斯基。
况且从长期来看，香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中央政府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无法收税的同时，还不断地提供类转移支付的政策，大大减 轻了其社保的负担，而内地的社保漏洞与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呼声，也在威胁着针对金融从业者的税收优惠。写在法律上的东西不可轻易更改，但官员的承诺却是人 走茶凉。
由此，我们引入了第二个问题。内地的监管结构，名义上沿用大陆法制，但实际上受到人为干预的痕迹还是十分的明显。每次股市的下跌，中国的 证券市场总要抓出一两个坏蛋。95年的崩盘，抓出了万国证券的管金生；03年的熊市，抓出了吕梁和朱焕良；05年的最后一跌，则是以南方证券的阚治东和大 鹏证券的徐卫国被控制画上了句号。这一次，轮到了规格更高的人。牛市违规，熊市抓人，几乎成为了内地证券市场的铁律。监管的介入是必要的，有助于规范市场 秩序，但当监管的权柄被滥用，就不得不产生忧虑了。拿南方证券的阚治东为例，原先老阚在申银证券坐庄时就被停权了一次，之后担任南方证券的总裁，更是在看 守所里呆了将近2年。他有何罪？如果有，为什么两次都不了了之？
当然内地也不是没有进步，比起80年代任志强搞点创新业务，即以投机倒把罪判了3年要强的多。但笼罩在监管层上空的烟云一日不小散，金融中心内无数从事金融创新业务的工作人员的眼里就无法看到解放区那晴朗的天。
相比之下，香港完备的英美法制系统，虽然有屈从华人社会的某些陋习，但已是天上人间。
金融教育方面，其实香港在实用性上略胜一筹，但其实两者的差距不大。
居 住的环境问题，香港人的预期寿命比北京与上海都要高，其中男性的预期寿命甚至是全世界第一（男同胞注意了！），虽然预期寿命受个人生活习惯与收入影响很 大，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的环境与医疗体系均比内地完善（我并不是说，内地的医疗水平比香港低，其实绝大多数的内地顶级医生水平在世界上都很难找到对手）． 当然啦，有时候闷热的气候是比较烦人，在这一点上海有些优势．
如此比较，人才该往哪里流，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当然了，观察敏锐的同学， 或许会指出自2006年外管局关于收紧境内居民返程投资的规定出台卡死了红筹股模式，与07年证监会内部指示要求国企在A股优先上市以来，香港市场的发行 频率与数量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这一规定的经济逻辑有何出处？或许在互联网没有普及的时代，地域上的距离严重阻碍交易效率的提升，但如今一名投资 银行的雇员去一家企业做调研乘飞机与坐汽车，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更何况有大量本地化的研究分支依靠互联网迅速传递信息。因此一宗交易发生在上海，与发生 在香港，其实没有什么经济意义上的不同，而不同的只能是政治。
原先内地市场没有发展起来，有些人不放心钱给美帝国主义赚走，就把筹资的目标放在了 香港。等到内地发展起来了，有些人连香港也不放心了。诚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某些行业是应该放在国内，比如军工与核电，但盲目地扩大范围，只能说明有 些不理智。封闭自己，与被别人封闭，两者的后果是不同的。被别人封闭，还可以去赚因国内股市不振而出来的俄罗斯大亨，因市场容量太小而出来的越南企业和因 制度不健全而出来的印尼巨贾的钱；而封闭自己，只能圈养大批毫无竞争力的市场从业人员，自己跟自己数钱玩。
出于政治目的，可以造就决策中心，但绝对成就不了交易中心，这也是为什么上海的地位较之于北京更加危险的原因。
外汇的管制，也是同样的道理。外部的资金看重市场的潜力，但如果潜力的代价是自己无法自由进出，无疑要打上很大的折扣。IDGVC的熊晓鸽，92年成立了第 一家中国的VC，虽然资金滚大了将近几百倍，却始终在中国内部打转，为什么？出不去。短期无碍，但所有的投资人都是人，赚了钱总要花，长期来看必然拉低整 体估值。
制度上的缺陷可以改，但偌大的一个国家很难看到有什么急速改变的动力。人员可以吸引，但起点与速度都不占优势。短期来看，还是孔雀东南飞吧。
耽擱了這麽長的時間，終于有閒心囘過頭來看看這大半年風雨飄搖的歷程，也重新拾起了放下許久的專欄，但世界早已不是那個世界。至於金融中心，當此次危機波及到地球的這一邊之時，略帶神秘色彩的光華也突然變成了充滿風險的疑雲。物是人非，變得恐怕大多是人的心情。
突然之間，漂浮在迪拜上空的信心如同石油的價格一般重重落下。突然之間，俄羅斯的金融市場間歇性的關閉以成習慣。突然之間，金融中心的概念已無人願提。
突然之間，香港的議員們也耐不住性子，學起他們在國會山上的那些同行，提出了針對本地金融從業人員的聆訊要求。商界一時譁然，不知道何時議員收起了一張張和 善的笑臉，但自由黨與公民黨在區域選舉時的潰敗，早就預示了這一時刻的來臨。雷曼兄弟的破產，就如同在太平洋深處的一次淺源地震，在震中造成巨大破壞的同 時，更將毀滅帶到了每個國際金融鏈條上的環節。無數香港的市民，發現自己所持有的“結構性理財產品”，已然是一文不值。上街遊行，暴力抗議，燭光示威，所 有你可以想到了，都發生了。
一百多年的英國統治，教會了香港民主的表象，卻沒有教會香港人民主的精神。少數精英群體，而不 是法律本身始終在背後主宰著法律的秩序，表象的rule of law事實上只能算是rule by law。民衆在始終地陰性壓迫之下，始終沒有培養起獨立的公民意識。一旦管制解除，便出現了如同"長毛"一樣的民粹主義政客。雖然後者是對於香港繁榮最大 的現實威脅，但前者才是威脅長期繁榮的根本原因。小到上市公司的治理，大到監管當局對於創新產品的監管力度和信息披露機制，都難得見Activist Investor等體制内反對力量的聲音得以回響。至於雷曼債券事件，更多投資者並沒有選擇採取法律途徑，而寄希望于行政當局的硬性命令，充分表現了這一 點。
資本主義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而信任的有形實體便是契約。古人說一諾千金，而信任在現實生活中的價值又何止如此？雷 曼失去了股東對其持有資產真實價值的信任，不過數日便告破產；高盛與摩根斯坦利失去了市場對其投行運營模式的信任，匆匆宣佈變爲銀行控股公司。那些雷曼債 券的持有人，當初在銷售人員的面前簽下一紙合同，大多不是因爲無知。誰會拿自己的儲蓄開玩笑？真正驅使絕大多人做出這一決定的是較高的預期囘報率，是貪 慾，而既然如此，就應當承受貪慾帶來的懲罰。如果是無知的極少數，大可通過司法訴訟討囘權益。行政部門的一句---“按市價補償債券持有者”，不僅讓本地 銀行業承擔了部分不應有的損失，更讓香港的金融聲譽蒙羞。
我始終相信香港相對區域内其他城市在發展金融中心的優勢，但如果根本的問題得不到解決，終有一天無數從業人員會用腳做出他們的選擇。
金融中心享受著長期巨大的發展優勢，如同紐約，也意味著在金融危機面前承受更大的考驗，亦如同紐約。一個政府在選擇這條道路之時，就應該明白這一點。沒有冷靜的評估與持之以恆的決心，金融中心的夢想終究是鏡花水月。
金融中心說就此完結，但金融中心並沒有如同部分保守派人士所想的那樣完結。經歷暴風洗禮，它會在悄無聲息之間成長得更加健康與茁壯，並最終迎來另一個Roaring Time。
